持续上升的不平等，是造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不平等的持续上升，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导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快速攀升。

为什么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在1980年之后会不断上升？

学术界对此有多种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种假说：全球化、技术进步、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被西方政客渲染为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主要逻辑是，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劳动力比较丰裕，劳动力成本更低，全球化导致美国、英国的低技能劳动力面临更多竞争，收入水平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此为理由，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修建墨西哥墙以阻止移民，其行为获得了低收入阶层的广泛支持，为特朗普获得了大量选票。

然而，全球化是美国不平等上升的真实原因吗？认为国际贸易造成了美国的不平等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美国自身历史来看，其全球化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不平等上升出现在1980年之后，1950-1980年间，全球化推进并没有造成不平等的明显上升。

第二，从全球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不断融入全球化，但只有美国、英国等部分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在1980年之后快速上升，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典、芬兰等）不平等程度并没有明显上升。

第三，从中国来看，尽管中国在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但中美贸易量非常小，直到1994年贸易体制改革和汇率改革之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量才开始明显上升，但美国不平等程度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上升。

最后，如果中美贸易造成了美国不平等的上升，按照相似的逻辑，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也会面临美国高技能劳动力的更多竞争，造成中国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相对下降，这将造成中国的技能溢价（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但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能溢价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事实上，中国融入全球化不仅不会扩大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反而可能降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中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发达国家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使得中国制造的价格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制造使发达国家低收入阶层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同等质量的生活必需品，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

由此可见，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并非发达国家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将其不平等上升简单归结为全球化，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更多是基于政治上考量，通过将矛盾转嫁中国鼓动民粹主义情绪，以获取选票和个人政治利益。

如果全球化不是发达国家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那么，其真实原因是什么？

技术进步被认为是全球不平等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和个人电脑快速普及、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有偏”的，高技能劳动力与现代信息技术是“互补”的，而低技能劳动力则容易被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所替代。因此，有偏的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但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造成技能溢价提高，收入差距扩大。

技术进步假说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英国的不平等快速上升主要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而不是50年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同时出现技能溢价的上升。但是，技术进步假说依然难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不平等程度快速攀升；德国、法国、瑞典、芬兰等其他欧洲国家不平等程度没有明显上升，或者只是温和变化。

真正造成美英等发达国家不平等快速上升的原因，是其国内经济社会政策。上世纪80年代，面对经济“滞胀”的难题，英美等国开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英、美等国经济效率有了明显提升，但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对不平等产生重要的影响的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工会力量不断衰弱，工人谈判力下降。80年代以来，美国工会的谈判力被削弱，加入工会的人数不断下滑，从1983年1771.7万人降至2012年的1436.6万人，普通工人的在谈判中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工资收入难以提升,周工资中位数由1980年的321美元缓慢升至2019年的374美元（利用1982-1984年CPI指数进行调整）。

第二，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可以在国内、国外更加自由地流动，提高了资本的谈判力，对资本课税越来越难，金融资本掌控者的收入大幅度上升，造成资本收入不断上升，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降。

第三，高收入阶层所得税税率大幅度下降，最高边际税率由1980年的70%降至2020年的37%，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减弱。同时，由于高收入阶层拥有更多避税手段，导致高收入阶层实际税率可能低于中低收入阶层，造成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率远超过中低收入阶层。

概而言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不平等上升是由于其国内不当政策造成的。80年代以前，尽管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在不断推进，但其收入分配机制使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收益在国内得到了更加公平的分配，收入不平等没有明显提升。80年代以后，美国和英国采取了削弱工会力量、金融自由化、降低高收入阶层税率等一系列政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收益被少部分高收入阶层和资本所有者所攫取，中低收入阶层没有分享到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收益，造成收入不平等快速上升。相对于美国和英国，德国、法国、瑞典、芬兰等国家更加注重保护劳工利益，采取了更加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尽管同样面临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没有明显上升。

近年来，西方国家某些政客为获取其政治利益，把全球化，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渲染成其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将国内政策不当所产生的矛盾转移给中国。这种言论尽管明显不符合现实，但获得了美国低收入阶层的支持。从长远来看，“反全球化”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有害的。遗憾的是，民粹主义已被鼓动，这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世界。

（来源：澎湃新闻。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二，作者陈斌开为中央财经大学我院院长、教授。作者感谢何则懿、刘奕廷、张可迎同学对本文的贡献。）